论黎锦晖儿童歌舞剧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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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黎锦晖儿童歌舞剧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黎锦晖是近代中国文化界一位集多种成就于一身的奇人。他在中国近代音乐史、戏剧史、舞蹈史、电影史、文学史、教育史、传播史、甚至旅游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儿童歌舞、儿童歌舞剧、流行音乐等一些领域更被称之为开山鼻祖。他在20世纪20、30年代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所用以专门训练歌舞表演人才的 “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开创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和歌舞表演艺术由业余走向专业化的先河;采用女性演女角，成为当时惊世骇俗的一大创举，引起了社会极大的震动;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一个专业化歌舞表演团体“中华歌舞团”和专业音乐歌舞表演社团“明月歌舞社”;造就了一批划时代的音乐家, 形成了一个新的音乐格局;开创了音乐传播的新形式。美国学者加州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安德鲁・琼斯(Andrew F・Jonse)在以黎锦晖先生为主角的《黄色音乐：中国爵士乐时代中的媒体文化与殖民现代性》(Yellow Music：Media Culture and Col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简称《黄色音乐》)一书中，高度评价了黎锦晖在爵士乐本土化方面所作出的国际化贡献：一是“把中国音乐的发展至少向前推进了二十年”;二是“促进了美国本土的爵士乐的蓬勃发展”;三是“促进了音乐的国际化互动”。黎锦晖可谓是见证了一个时代和影响了世界音乐发展进程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黎锦晖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黎培銮是晚清秀才，博学多才，琴棋书画均有造诣。其母黄氏通晓经史诗文，工书法。黎锦晖自三岁起便在父亲聘师专设的家塾中诵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经文、史论和诗词，十岁曾参加科举考试，同时与友人学习英文和算术。这种中西兼读的学习环境对于黎锦晖的成长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家乡湖南的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黎锦晖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对民族民间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感兴趣，受其熏陶，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他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 我童年玩过古琴和吹弹拉打等乐器，也哼过昆曲、湘剧，练过汉剧、花鼓戏……。七岁起，每年祀孔两次，参加习乐习舞;乡下做道场，被邀合奏[破地狱]的乐章;……。看花鼓戏时，也曾参加演出……”。黎锦晖的大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也在一篇著述中称：“约当三十年前，我和舍弟均在髫龄，常秘召名小生罗二十瞎来家吃茶，尽传其歌词乐谱……。他们绝对只能口授，由我们笔之于书，谱之于管弦”。由此可见，黎锦晖传统民族音乐的积累不仅得益于湖南丰富的民族民间艺术生活，更得益于他本人对于民族民间艺术的执着和专注。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积累奠定了黎锦晖走民族音乐道路的坚实基础。

　　黎锦晖在大哥黎锦熙先生的影响下，对“五四”时期提出的建立新文化、推行“国语”等主张发生浓厚的兴趣，在一些进步文化人士的支持下,被聘为《平民周报》刊物的主编，并由此推动了他对发展“平民音乐”的抱负。1920年，黎锦晖被聘为中华书局编辑所国语文学部部长兼教育部“国语读音统一会”所办的“国语专修学校”教务主任、校长等职。1922年，他又兼任我国当时最有影响的儿童读物《小朋友》周刊的主编。同年，他长期筹划的“明月音乐会”成立，兼任其会长。1927年，他又在该会的基础上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中华歌舞专修学校”，并担任校长。在从事上述一系列活动的同时，他在音乐方面先后编写了12部儿童歌舞表演剧、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等音乐作品作为学校音乐的具体教学内容。由于他在文学上也具有相当的修养，他的这些作品均由他自己编剧、写词。他的这些儿童歌舞音乐作品一经发表、演出，立即不胫而走,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热烈欢迎，不仅成为我国20世纪20年代引起最广泛社会反响的音乐现象，而且成为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经典。

　　黎锦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乃在于音乐教育事业。他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黎锦晖的音乐教育生涯从他高师求学时即已开始。他从湖南省教育会举办单级师范传习所的一名乐歌教员，变成音乐讲台上的“名角儿”。他不仅教授了方法，更提高了学生的音乐兴趣，并自此与音乐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发而不可收。甚至一度出现长沙省城重点学校――明德、修业(男校)、周南、广育(女校)四所名校争聘黎锦晖担任四所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各班所有音乐课之事，这也是迄今为止湖南音乐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黎锦晖在此后的55年的音乐生涯中，其思想、精神都没有离开他一生所钟爱的音乐教育事业。其中特别以他20年代所从事的学校音乐教育，即儿童歌舞音乐的创造与发展，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黎锦晖为推动中国音乐教育现代化进程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开创了“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两种艺术形式

　　“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这首《老虎叫门》歌，就是黎锦晖最早创作的流行儿歌，亦即儿童歌舞表演曲。也是20世纪中国音乐教育最早的属于自己民族的启蒙音乐作品。

　　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数量之多，受欢迎程度之高，影响之大，直到今天尚无人可比。有人称黎锦晖为“中国儿童歌舞剧之父”。他创作的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小羊救母》和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三个小宝贝》、《谁和我玩》、《可怜的秋香》等，在当时的儿童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他的这些艺术创造，使我国早期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从以学校唱歌为唯一形式的阶段，跨入了多种艺术形式并存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新音乐文化最初发韧于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学校唱歌(即“学堂乐歌”)。当时经过沈心工、曾志�、李叔同等前辈的努力，已使我国的学校唱歌逐步普及到全国各地，并从中为我国后来新音乐文化的全面建设找到了一条顺利发展的途径。但是，在黎锦晖之前我国的普通音乐教育，也可说是人民生活中所存在的新音乐文化，仅只局限在学校唱歌这一个领域。当时不是人们还不了解在欧美等国已有的丰富多采的音乐艺术形式，而是根据当时我国的具体社会情况，真正能为大家所理解、掌握的新音乐，一时还无法突破学校唱歌这个范围。正是黎锦晖，他最先发现在我国广大学校少年儿童中，存在着发展儿童歌舞表演和歌舞表演剧的潜在可能性。

　　在推广国语和进行音乐普及的过程中，黎锦晖体会到：“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并认为“学校中各科的教材，有许多可以采入歌剧里去”。他还希望通过习演歌剧来训练儿童“一种美的语言、动作与姿态，也可以养成儿童守秩序与尊重艺术的好习惯”，并“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事敏捷的才能”;同时，“对社会教育也有裨益，可以使民众渐生尊重一切艺术的心情”。在这种理念的驱动下，黎锦晖开始致力于儿童歌舞音乐的创作。在从1920年开始的近10年里，他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编演了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12部儿童歌舞剧。这两种艺术形式的作品在那些年代逐渐风行全国，在校园音乐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黎锦晖先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现代儿童歌舞音乐的开创者。并直接推动了邱望湘、沈醉了、陈田鹤等许多音乐家继续对这些艺术形式进行开垦。这样才使得这些新的艺术形式在我国的音乐教育园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才使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特别是儿童音乐教育，从此以后日渐变得更加丰富、更具有少年儿童特色。

　　儿童歌舞表演曲是一种集音乐、诗歌、舞蹈和游戏于一体的儿童音乐体裁。这种短小精干、情节简单、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适应儿童活泼好动的特点和审美情趣。黎锦晖善于选择适合少儿理解的题材，采用民间风味的音乐素材，使用口语化的歌词、优美动听的旋律和活泼生动的舞姿，来赢得少儿们的喜爱。他的儿童歌舞表演曲中，《可怜的秋香》最为成功。作品音调朴实流畅，词曲结合贴切自然，借太阳、月亮和星光来比喻秋香的童年、青年和老年，以真挚的感情描写了一个牧羊女在不同时期的痛苦生活，从而激起孩子们对小秋香的深切同情，并使他们懂得当时社会的现实和苦难。此外，《三个小宝贝》、《好朋友来了》、《寒衣曲》、《蝴蝶姑娘》等，也是很优秀的作品。

　　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与儿童歌舞表演曲相比，儿童歌舞剧篇幅稍大，除歌舞外还增加了简单的说白，故事情节更富于戏剧性，类似小型歌剧。在创作中，黎锦晖同样注意儿童富于想象力的特点，适当采用童话、寓言等形式，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向儿童进行新思想的启蒙教育。从1922年起，黎锦晖在他主编的《小朋友》周刊上连载了他编创的《麻雀与小孩》等11部儿童歌舞剧本，一些剧本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单行本。通过他在随后成立的中华歌舞专门学校以及中华歌舞团的演出，这些儿童歌舞剧风靡一时，不仅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儿童音乐教育和音乐生活的主要精神食粮，甚至被远在国外的华侨视作代表祖国艺术的花朵。

　　二、推行新的“唯美”的音乐教育理念

　　黎锦晖深受蔡元培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教育思想的影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展开自己的新音乐创作与批评实践的“唯美主义”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黎锦晖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学堂乐歌时期的新音乐在少年儿童歌曲创作、表演与传播方面的优良传统与创作经验，更融入湖南民间传统音乐的元素。注重新型少年儿童歌曲的社会作用，并融会到寓教于乐的音乐教育活动中。

　　黎锦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同时是一位“白话文”运动的推行者。他受其兄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影响，在教育界、语言界大力倡导新型的“白话文”运动，并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由“国语统一筹委会”派往上海，担任“中华国语专校”校长期间，一方面极力推动国语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尝试与音乐表演形式及其改革相结合，使语言和音乐改革齐头并进。他在他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的“卷头语”中写道“第一，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第二，学校中各科的教材，有许多可以采入到歌剧里去，……第三，儿童的模仿本能，十分发达，每家的儿童，没有不爱表演成人生活或动物情态等形态动作的，若有人导演一种深有趣味，富于情感，而且含艺术意味的歌剧，他们当然要十分惊喜而踊跃从事，于是藉此可以训练儿童们一种美的语言、动作与姿态，可以养成儿童们守秩序与尊重艺术的好习惯……第四，一切布景和化妆，都要儿童们亲自出力，这个除开利用它采入手工、图画、卫生及一般作业的材料外，还可以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世敏捷的才能……第五，学校中表演高尚的歌剧，是学校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举动。全体学生和观众，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和谐甜美的境界之中，而且对于社会教育有极大帮助。”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要建立起新的国民性，就必须首先塑造儿童的精神世界。事实上，黎锦晖也是根据人的爱美的本性来进行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总是爱‘美的’，爱‘好的’，嫌‘坏的’，嫌‘丑的’，人同此心，心同此向，假如有一个人，美的好的偏不爱，坏的丑的偏不嫌，那么，他不能算一个人，乃是一个大大的怪物!”他的这种 “爱美”、“敬美”、“崇美”的“唯美主义”理念，贯穿于他音乐教育的始终。

　　黎锦晖的“唯美主义”音乐教育理念，从20年代初到20年代末逐渐变得清晰与成熟。他所谓的“为歌舞而歌舞”，实质上是在求得一种艺术本体的“真”和“美”，所展示给大众的也是真的和美的。在听觉上，香港演出时就有人认为《春天的快乐》的音乐接近粤曲令人感到亲切;辞藻典雅、优美，成年人最欢迎。在视觉画面上，《七姐妹游花园》的服装很美，七个姐妹各出场七次，换了49套服装，这种豪华的舞装使外国人亦为之叹服。歌词接近古代诗词，典雅之至，音乐有特殊风味。曾有一位观众在观看了歌舞及歌舞剧表演后，在报上发表文章说：“黎君的努力，将小学校以前只是直着喉咙喊‘独来米发索拉希’的唱歌革了一次命，创造出这种抒情的歌剧，来启发儿童的兴趣味，这点功绩，在教育史上，当然要占相当的地位。”还有人评价说：“……儿童剧，剧中角色，不外以桃、李、蜂、莺为象征。歌词皆用国语，而唱来婉转动听，不呆板、不艰涩、不俗俚。歌者皆少女，呖呖珠喉，清脆悦耳。童心、童音、童剧，三者兼备，形成一至美世界，不在其歌之艳、舞之美，而在此种艺术教育之团体，为不可多得也”。可以说, 黎锦晖的“唯美主义”音乐教育既符合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教育标准，又与建立在西方近代“科学主义”、“进化论”基础上的萧友梅、刘天华、赵元任、王光祈等五四时期主流派的音乐理念一脉相承。

　　黎锦晖的“唯美主义”音乐教育理念，体现在基础教育与歌舞艺术表演以及歌舞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当中，是前所未有的。《明月之夜》借用天上的神仙向往人间的快乐，来起到教育儿童分辨世界善恶美丑的作用。这种“唯美”形式的艺术后来不幸消失多年。直到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重新认识到这种“唯美”音乐教育理念对于儿童审美教育的作用，并将这种理念重新运用到审美教育活动中去。

　　三、推行“平民”音乐教育理念

　　推行平民音乐教育的理念，是黎锦晖取得辉煌音乐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他作了大量的音乐实践：革新音乐教材，实行新的教学法，如：快乐教学法和速成教学法，根据不同接受教育的人群实施因材施教等等。他以德艺为用的育才观，培育出了大批音乐人才,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

　　黎锦晖的“平民”音乐教育，从积极改进俗乐做起，加速和推动音乐的普及。1918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后，他被聘为委员。这不但使他获得研究语言学的良好条件，而且有较多的机会接触蔡元培、钱玄同等进步知识分子，在思想和学术上都深受新文化思潮的熏陶与影响。由于语言与音乐之间本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对语言学的研究，不仅没有影响黎锦晖对音乐的执着追求，还对他以后的音乐创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在投身推广国语运动的同时，黎锦晖利用各种机会学习音乐，对京剧和曲艺进行了观摩和了解。还经常到北平天桥和城南游艺场，搜集一些民歌俗曲，进行分析和研究。他发现许多俗曲的歌词不合时代潮流，甚至猥亵卑琐，不堪入耳, 于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保留原有曲调，改变唱腔，或取作新曲主题，加以发展” 的主张。他还认为，应当利用音乐来推广国语。1919年，黎锦晖参加了蔡元培创办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并被推举为以演奏民间丝竹音乐为主的“潇湘乐组”组长。这个组经常演奏湖南古曲和一些音调爽朗的民间乐曲，颇受听众喜爱，这更加坚定了他通过“改进俗乐，重配唱词”来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信念。这一时期，他还担任了《平民周报》的主编，通过发表说唱形式的民间文艺，提倡新思想，推广新文化。

　　黎锦晖在深入进行音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平民教育”、“平民文化”等思潮和主编《平民周报》获得成功的影响，先后发表了《国乐新论》和《旧调新歌》等文，表达他改进俗乐、提倡“平民音乐”的主张。在他那个时代，所谓“平民”，就是指城市市民阶层。1920年秋，黎锦晖与戏曲、曲艺界友人成立了以“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为宗旨的“明月音乐会”。黎锦晖凭着自己浓厚的兴趣，广泛涉猎各种形式的音乐，进行改进俗乐、推广和普及民族民间音乐的工作。在此期间，他编写了以器乐为主的《平民音乐新编》和以声乐为主的《民间采风录》两部乐曲集。后来，黎锦晖在上海继续以“明月音乐会”的名义开展各种音乐普及活动，积极倡导“平民音乐”。

　　四、对学校音乐教育方式的成功探索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虽已开始，但尚不完善，专业音乐教育也刚刚起步，影响非常有限。严格地讲，当时我国的一般平民百姓还谈不上有什么现代音乐生活。不用说农村，就连城市居民，大部分也仍停留在听听民间艺人说唱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黎锦晖以“平民音乐”为目标，受到城市平民的欢迎。但他也同时面临来自各方的种种非议和压力。192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固然不能说都可以‘新得好’，但是无论如何失败，也比旧的有价值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一句极能阻碍进化的妖言。” 这番话表达了他在面对批评时的态度，也反映出他对现状的不满和求“新”、求“进化”的无畏思想。

　　黎锦晖从学习国语入手来实现他的音乐理想。他把自己的音乐的理想和理念初步实施到他所从事的初期国语教育中，陆续购置音乐器材，开展课外音乐活动，吸引日益增多的音乐爱好者，并以音乐社团“明月音乐会”的名义正式开展了活动;1922年黎锦晖担任“国语专修学校”校长后，更是为了便于实验其新的课本和新的教学方法，每年假期举办千人以上的国语讲习会，特别在“国语专修学校”下附设一所小学，组织宣传队，介绍传播民族音乐和自己新创的儿童音乐。如：儿童歌舞剧《葡萄仙子》，歌舞表演曲《寒衣曲》、《春深了》、《可怜的秋香》等。同时，组织“国语专修学校”所属的“上海实验剧社”，开始使用剧本来排戏，演出了《幽兰女士》、《良心》、《新闻记者》等剧目，首次采用女性来演女角，引起社会极大的震动。他还组织“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新剧团”并亲自担任团长，演出《五万元》、《阴毒报》等新剧目。

　　黎锦晖通过创办歌舞学校来完成他的音乐教育夙愿。1927年2月，在“国语专修学校”停办的情况下，黎锦晖为了突破国语学校对于发展歌舞艺术的局限，实现他开创、发展中国儿童歌舞艺术的夙愿和抱负，大量观摩了意大利、美国、法国等国家的歌舞团体的歌剧、舞剧、交响乐演出, 并不断吸取民族民间音乐的营养，自修《和声与制曲》来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在上海爱多亚路966号(现在的延安东路)，创办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的一所以专门训练歌舞表演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从此，黎锦晖有了广阔的舞台来实践他用音乐推广国语的教育主张, 他在编写“语专”和“语专附小”实验新课本时，进行新的启发式教学和扩大课外文娱活动等方面的创新，取得明显成效。同时，黎锦晖先生也由此开创了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和歌舞表演艺术由业余走向专业化的先河。

　　“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当时设有“师范科”、“专修科”、“选修科”、“职业科”、“星期补习科”、以及“交谊舞速成班”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训练和表演排练，黎锦晖以“中华歌舞会”的名义在上海进行宣传和演出活动，不久又在上海发起举办全市性的歌舞大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全市性的歌舞大会的举办也是开创了歌舞调演活动的先河。取得相当好的社会效果，“中华歌舞专门学校”的演出尤其受到观众的欢迎和赞赏。显示出“中华歌舞专门学校”空前的活力，社会对于“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好评如潮，引起很多学术单位的关注和重视。黎锦晖的歌舞艺术专业化的音乐教育理想初步得到显现。

　　但是，由于这所“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是不收费的，而演出也多为义务演出，不久就经济上困难重重，而后又在政治上面临压力，创办不到一年即陷入了困境。黎锦晖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继“中华歌舞专门学校”被迫停办以后的专业音乐教育和歌舞艺术表演事业道路上的挫折和打击之后，他凭着对发展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和歌舞艺术的执着信念和理想以及超出常人的毅力，终于在1930年初，又建立起一个新的专业音乐歌舞表演社团“明月歌舞社”。作为音乐教育成果的专业演出团体，明月歌舞社伴随黎锦晖此后长时间的音乐活动，对于普及推广歌舞音乐，造就一批如人民音乐家聂耳及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白虹、黎锦光、严华、周璇等艺坛名人，包括对扩大黎锦晖的“家庭爱情歌曲”的影响，都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黎锦晖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和歌舞表演呕心沥血, 不遗余力。他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开创了学校音乐教育甚至艺术教育的新模式。他的音乐教育理念本身不仅在当时就是一种对新的教育思想的具体发挥，即使在今天，对改进我国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仍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创新音乐教材的内容和形式

　　黎锦晖的儿童歌舞音乐之所以在当时能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不仅在于他在艺术上始终坚持既借鉴外国音乐的经验、又继承本国民族传统的方针，而且还在于他十分注意结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去进行剧本和音乐教材的编写。

　　黎锦晖的音乐创作是从学校教育歌曲开始的。早在1915年他在长沙周南女校兼任音乐教员时，就针对学生爱唱中国民族风格歌曲的要求，利用民间曲调《四季相思》编配成《四季读书乐》的乐歌在音乐课教唱。1920年代，黎锦晖除了参加国语运动和编写国语教科书外，还为孩子们编写了许多音乐教材，创作了很多儿歌。他的处女作《老虎叫门》就是他所编写的音乐教材的内容。

　　在黎锦晖看来，小学生生性好动，与其让他们调皮捣蛋，还不如将他们组织起来，排练歌舞，锻炼语言、身体，陶冶儿童情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运用儿童自己的语言，采用儿童喜闻乐见的集音乐、诗歌、舞蹈和游戏于一体的手法和艺术方式，创造了“儿童歌舞剧”、“儿童歌舞表演曲”这种新的音乐体裁。这种表演，无须复杂的服饰和道具，词曲通俗易懂，且琅琅上口，随时随地可以歌唱舞蹈。儿童剧形式多样，或以集体歌唱为主，配合队列变化和群舞;或者通过富于个性的独唱、对唱，配以幼儿生活化的表情和舞蹈，一经推出，就受到学校、老师、家长、特别是学生们的喜爱。从此开创了学校音乐教育新的内容和形式。

　　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和儿童歌舞剧都是以学校音乐教材的形式出现的。从1920年到1929年的十年间，黎锦晖在编创儿童歌舞剧和儿童歌舞表演曲的同时，不断编写出面向学校儿童音乐教育的歌曲，刊登于《小朋友》周刊，被许多音乐教师选作音乐教材。在当时和往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后的30年代，黎锦晖又以这些歌曲为基础编辑出版系列音乐教材多部，均具有鲜明的既重视歌曲的思想性、知识性和娱乐性，又十分注重音乐基本技能训练的特点。这些教材主要有1933年出版的《幼稚园音乐课本》四册，1933年出版的小学初级使用的《大众音乐课本》八册，1934年出版的小学高级使用的《大众音乐课本》四册，1935年出版的《美的歌曲》六册等。这些教材不仅集中展示出黎锦晖的音乐创作才能，更充分反映了黎锦晖的儿童音乐教育思想。